曹燕华，这个中国迄今为止唯一赢得世乒赛四个项目大满贯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在她的自传《属虎的女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中回忆了她与何智丽的一段交往，我们从中摘录片断以飨读者。
何智丽，年龄只小我二岁，但在1982年以前，她还从未在全国比赛中亮过相，连我这个上海乒乓队的大姐大也不知上海队有她这样一个人。
随着老队员黄锡萍、仇晨燕的退役，当时看来颇有发展前途的陈淑萍的昙花一现，上海队的阵容已参差不齐：一个削球手卜启娟、两个近台快攻曹春玲和倪夏莲，一旦遇上如八一队、河北队之类的劲旅，我就有孤掌难鸣的感觉。
那时的团体赛形式，是每队出场两个单打，一对双打，先胜三场为得胜队。在几次全国比赛中，往往我胜了两场，结果还是输掉了整场比赛，责任还在于我，因为我参与的双打输掉了，我感到说不出的委屈，但是，谁叫我已是事实上的中国第一号呢？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1982年，随着倪夏莲打法的改变，我们的双打配合上了一个台阶。而此时，何智丽代替了曹春玲，四个打法各异的上海选手组成了最有威力的团体阵容，虽然，那时的何智丽还嫩，有时明明稳拿的球莫名其妙输了，但有时她却也把齐宝香这样的名将拉下马来。我是那样的欣喜，因为有了她这份新鲜血液，给整个队伍注入了生气和希望，排兵布阵上也多了一次机会，不至于毫无选择送上个牺牲品去挨揍了。那一年，上海队包揽了全国锦标赛、全国甲级联赛的团体金牌。
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前夕，国家队队员提前三个月回各省备战全运会，我对这个大伙儿称之为傻大姐的阿何（这是我对她的爱称）多了一些了解。她训练非常刻苦，虽然她算不上是一个有天赋的运动员，凭着她过人的体能优势，靠比别人多一倍的训练时间，她的球艺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在生活上，她是个慢条斯理、不拘小节又不怎么爱干净的女孩子，吃饭总是吃得满嘴满桌都是，大热天老把裙子撩到大腿根，挖完鼻孔看也不看就一指弹出去，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傻大姐还真有那么点儿傻。
我很喜欢她，为别人叫她傻大姐而抱不平，可她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依然我行我素。她对我也很好，总亲热地叫我阿姐，有时我练得实在太累不想吃饭，她会悄悄地把饭菜打上来送到我床边。当运动员的哪有不知其中艰辛的？她也是人，练得比别人更多，哪有不累之理？可她还想着照顾我这个大姐，我从心底里感激她。我不能让别人欺负她，我要好好保护她！我对自己说。
上海队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全运会团体金牌，虽然在决赛中她没能把童玲赢下来，但在前面的比赛中，赢了不少关键性比赛，使我们上海队给外队的感觉不再是只要赢了我们双打就行了，心理上我们已不再处于劣势。最感轻松的还是我，偶尔，我就是失手输掉一场单打，我们队依然还有获胜的机会，这都是因为有了阿何的加盟，她已逐渐走向成熟。
全运会结束后，作为后起之秀的何智丽被选进了国家队，在八十年代初期强手如云的中国乒乓球界，她依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卒。
头一天在国家队的训练，对阿何是个严峻的考验。我是队长，出早操、做训练前准备活动的口令都由我发。那天，准备活动做到第三级，听见有人在交头接耳偷偷地笑，逐渐发展到哄堂大笑。我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脸严肃地叫大伙儿停下来。好一会儿，才有人止住笑，告诉我：你看何智丽做准备活动的姿势。我不解。重新开始做操后我才发现，阿何的动作是顺手顺脚的，这在以前没有先例，难怪大家感到好笑了。我记起了，在上海队做准备活动时是站在原地的，而到了国家队是一面走一面做，她还不适应。我赶紧走过去教她，也许是太紧张，也许是她的协调性问题，这个顺手顺脚的姿势很长时间后才纠正过来，慢慢地大伙儿也习以为常了。不过，当全队的人看着她出洋相并哄堂大笑时，她的心情一定糟糕透了。我感到内疚，是我这个大姐没做好，才让她受如此委屈。
1984年底，我们姐妹俩外加耿丽娟在孙梅英带领下出访欧洲。一个多月时间，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说那姑娘们在一起永远也说不完的悄悄话，多带劲。
访欧初期，孙老太天天围在小耿身边转，我们姐妹俩只能经常自己互相做临场教练，心中不免有牢骚：我们又不是后娘养的，凭什么这样厚此薄彼。东一句，西一句，把个孙老太说得一无是处。我们约定，一定要争口气打败她的心肝宝贝耿丽娟，让她知道我们也不是吃素的，没有她，我们照样能打好！
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突然改变了一切。法国公开赛后，代表团住进了大使馆招待所，等待下一站去莫斯科比赛。那天，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大使馆安排下去跳蚤市场，并游览巴黎名胜，阿何请假说身体不适，独自一人留在了招待所。等我们晚上回到住地，见使馆领导神色严峻地在向队里领导汇报什么，第二天，全队上下都知道：阿何闯了大祸。原来，在我们外出游玩时，阿何打电话给当地一个留学生（也不知她是怎么认识的），让他帮她在法国找男朋友，而她的话被招待所总机听到并汇报上去。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现在，也许算不了什么大错，二十岁的大姑娘，找对象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最多不该有任务在身时分心他用。可在那年代，又是在国外，发生这样的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叛逃之类的政治问题（那时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时间，整个队笼罩在一片阴沉的气氛中，那几天，阿何好像呆了。
几天后，到了莫斯科。
我突然发现阿何变得怪怪的，整天像个影子，孙老太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有她。刚吃完晚饭，却拿几包方便面说怕老太饿了，给她送上去，队里发的水果也全数送进了老太的房间，她看我的眼神怎么也突然变得不自然了？我纳闷。
小耿突然失宠，老太把她对小耿的热情转到了阿何身上，我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阿何犯了错，就算不兴师动众大动干戈讨伐她，也不会因此而对她备加宠爱吧？我有种预感：此事与我脱不了干系！
回国第二天，在宿舍走廊里，当我面对面遇到教练甲，叫了一声“×教练你好”而她给我的只是一个后脑勺时，我证实了自己的预感：我的知心好友，小妹阿何把我卖了！
休息三天后，接下来的三天，停止训练，开声讨会，对象：本该是她，却变成了我。“陪斗”的还有措手不及的张燮林，见证人：何智丽，罪名：挑唆她说教练甲及老太的坏话；教她学抽烟。就这二条，足以置我于死地了。
果然，半年后的第三十八届世乒赛，上届世乒赛单打冠军的我被我的小妹何智丽取代，外加本不是六个重点队员之一的童玲也报进了团体，这其中的奥妙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谁说阿何是傻大姐？这种平时大智若愚，关键时刻一炮打响的声东击西的战术，别说我做不到，压根连想都想不到，该称傻大姐的，应该是我！
三十八届世乒赛女单决赛，我三比一战胜了耿丽娟，成为中国女子第一个蝉联单打冠军的人，这场决赛打得和上届单打冠亚军决赛对南朝鲜梁英子一样的轰轰烈烈。赛后，我思绪万千，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酒店的路上，喜悦的泪水还在不住地掉下来，太难了！
电梯前，遇到了昔日的小妹，如今的陌路人阿何，她在这次大赛中战绩平平，单打输给了匈牙利十六岁小将巴托菲，我心里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这时，阿何开口了，是昔日那种温柔的语调：“阿姐，还是你行。”
顿时，我感到浑身的鸡皮疙瘩一阵接一阵冒出来。我用奇怪的眼神望着眼前的她，仿佛从来就不曾认识她，当初，你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了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理解你，而且，你这么做的结果证明你成功了。在球技上，你远不如我；但在对人的战术运用上，你远胜于我，孰是孰非，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再则，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若非受此重创，也许我再夺冠军的信念就没那么坚定。受创于你，也得益于你，阿何，谢谢你！
很多年没见过她了，据说她现在叫小山智丽，是不是就是那个小山，1985年我挂拍前最后一次随上海队去日本访问，那个当我们陪同的日本人？记得那次我们全体队员还一起去了大阪他父亲的家，老先生是大阪的桌球会长，很有钱，跛着一条腿。短短十天时间，一根红线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联起，恭喜你，阿何，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后来，我去了国外，断断续续倒也听到不少关于她的消息：三十九届的让球风波直搅得乒乓界乌云翻滚，上上下下不得安宁了好几年；再后来以一个受迫害者的身份代表日本队在广岛亚运会上打败了邓亚萍。小妹，如果你还叫我阿姐的话，就听阿姐一句话：千不该，万不该，你实在不该说那番让国人气愤，让日本人耻笑的话。想听听日本人对你的评价吗？“她球打得还不错，其他嘛……”。日本人并没有因为你的胜利而感到自豪，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感到的，只是耻辱，因为，你并不是日本人！要知道，你血管里流的，将永远是中国人的血！别站在十几亿中国人的对立面，别抱怨因为你没让球而遭人迫害，扪心自问，别人让过你吗？中国队又有几个人没让过球的？你并不是第一个让球的，也不是最后一个，为了你的成材，从小到大又有多少无名英雄为此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们有过怨言吗？乒乓球，不会是你一生中的全部内容，以后的路还很长，脚踏实地才是真！也别再怪上海的球迷对着你家的窗户扔石头，更别对训练馆看门的阿姨不让你进去而怀恨在心，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你明白：不管你换了哪国的国籍，你，终究还是个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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